二战期间及战后的人才争夺战深刻影响了全球教育体系的演变。战争不仅加速了科技突破的需求，也促使各国重新审视人才培养机制，教育目标从传统的文化传承转向为国家战略服务。这一时期，军事科技竞赛直接推动了理工科教育的扩张，数学、物理等学科被赋予前所未有的重要性，课程内容开始强调实用性与创新性，以快速填补战争导致的专业人才缺口。
战后美国通过国防教育法系统性改革教育，将人才引进与本土培养结合，形成抢人+育才的双轨模式。该法案大幅增加科研经费，设立奖学金吸引留学生，并将高校研究纳入国防体系。这种政策导向使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过渡，同时催生了校企合作的新形态，企业开始深度参与课程设计，确保教育产出与产业需求匹配。欧洲虽在战后初期面临人才外流，但20世纪50年代后通过建立跨国科研网络和专项基金逐步挽回劣势，例如法国巴黎中央理工等院校主动吸纳美国科研团队，重新平衡了全球智力资源分布。
传统强调记忆与服从的教学方式因无法满足实战需求而式微，取而代之的是鼓励批判性思维和跨学科整合的教育模式。苏联人造卫星事件后，美国教育界普遍认为创造力比知识储备更重要，中小学课程引入项目制学习，大学则强化研究生参与前沿研究。这种转变使教育从单向灌输变为能力锻造，间接促成硅谷等创新中心的崛起。
战时短周期培养技术工人的速成班经验被保留，德国双元制、日本企业内训等模式得到推广，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培养路径成为主流。各国政府意识到，仅靠顶尖科学家无法维持技术优势，必须建立覆盖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完整教育链。这种分层培养机制至今仍是工业强国保持竞争力的核心。
二战留下最持久的教育遗产，是确立了国家危机驱动教育改革的范式。每当面临重大挑战时，各国会自然将教育视为战略工具，通过调整学科布局、资金投入和人才政策来应对变局。这种思维深刻影响了当代教育政策的制定逻辑，使得教育与国家命运的联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紧密。
